一般人都知道，我是一个媒体人;但经常还是有人以为我是律师，让我不得不多次申明：我是记者，不是律师。

　　因为从事法制新闻和法律维权工作，所以这些年认识了不少公检法官员和律师朋友们——他们中有不少还是国内法律实务界的大律师。

　　今天不谈朋友，就写写“敌人”吧——曾经对过庭的三位律师(法律工作者)。印象中，应该不止这几位，其他的以后想起来了再写。

       一、法律工作者代理的案件，一审二审皆败诉。

　　2005年，我在司法部法律出版社主办的《法律与生活》杂志社，已经担任了2年的记者兼江苏站站长。

　　当时在法院诉讼时候，公民代理很普遍，不像如今障碍重重。一天，南京东郊一个千年古镇上，一位本家商人通过朋友找到我，称2万元左右的工程款被江宁区某建筑队负责人耍赖不给，希望我能帮我维权，讨回自己的血汗钱。

　　经过了解，我们知道了事情的来龙去脉：2004年11月，双方签订协议，约定朱姓商人以包工包料的形式，为秦某制作房屋钢架梁，总价款为25900，秦某预付5000，钢架梁到位后，在未安装前再支付15000，剩余价款5900等完工后全部付清。

　　而不讲诚信的秦某在钢架梁到位后，却擅自安装了，没想到由于技术不过关，导致钢架梁和其承建的厂房墙体倒塌，于是他索性剩余的20900元拒不支付了。

　　出于对他的希望，我们陪同朱姓商人找到秦某打算协调处理，没想到，秦某的六七十岁的父亲拿出斧头，要追砍朱某夫妻。打110后，警察来到，他才没有敢再张狂。

　　无奈之下，我接受他的委托，前往南京市某区法院起诉秦某。值得说明的是，这是我走出大学校门后，给人代理的第一个案件，因而印象深刻别有意义。

　　法院开庭后，委托一位在法庭附近执业的法律工作者(后来他成为了律师)进行代理的被告，居然称原告参加了安装，可又拿不出证据;他还要求进行质量鉴定，被法院一位男法官以其违反“建设工程发生质量事故，有关单位应在24小时内向当地建设行政主管部门报告”，驳回了他的鉴定要求。

　　最终法院判决：原告胜诉。被告不服，上诉到了南京市中级法院，其坚称：钢架梁是被上诉人安装的，因质量不符合要求，导致房屋倒塌;原审法院适用法律错误，对上诉人提出的质量问题的鉴定申请，不予采纳严重违法。

　　中院一位女法官在判决中写道：承揽人向定作人交付工作成果时，定作人依法应当验收，现上诉人无证据证实其在交接时提出过质量异议，也无证据证明钢架梁本身存在质量问题;上诉人主张钢架梁是被上诉人安装，不符合双方协议“安装前先支付15000元”的条款，故被上诉人称因上诉人违约未支付15000，而未进行安装的答辩是符合情理的;上诉人提出质量监督部门已经受理其鉴定申请，但未提供证据。

　　因而：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这个身边经常发生的案例教育我们，做人要诚信，否则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害人不成反害己。

　　二、专业律师和著名大学女博士被我打败。

　　10年前的2013年，纠缠多年无果的亲戚和南京理工大学戴姓女博士房产纠纷案，在我代理下取得了非常好的结局。

　　本以“自己也出资了”为由，想分割房屋的女博士，以为有了律师加持，会稳操胜券。没想到，起先拒绝调解的她，在我有理有据的驳斥下，最终没拿到一分钱。

　　我在朋友圈写道：

　　代理的亲戚房产纠纷，胜诉。我的诉求与观点，法院全支持与采纳了。对手是专职律师与南京某大学博士生，想讹诈我亲戚资产。在此过程中，据说对方到处找人公关，但收效甚微，感谢法院领导与法官的秉公执法。

　　事情大概经过是：

　　2007年相识恋爱的他们，2008年准备买房结婚。为了表示对女方的真心，在女方未出资一分的情况下，两人共同在购房协议上签了字。

　　购房当天，因为男方没有带银行卡，便让其妹妹打了钱到女方银行卡，然后刷卡支付了部分购房款。

　　因为性格不合，后来两人分手;男方要求女方把购房协议名字拿掉，以便办理房产证。女方此时坚决不同意了，称要给她一大笔钱，否则不配合。

　　出于无奈，男方表示愿意支付几万，但是女方不同意。于是，他们委托我代理，起诉她到了法院。

　　女方后来在法庭上，不但主张其支付了首付的一部分，还支付了后续的部分银行贷款。她称，男方妹妹打给她的钱，是给她的还款。但却举证不了妹妹借钱的事实，也证明不了自己还了银行贷款。

　　尽管有律师帮助，她还是败诉了。也算聪明，她们没有上诉。判决生效后，男方顺利办到了房产证，折磨全家四五年的这一心病，终于烟消云散。

     这个案例还是告诫我们：聪明反被聪明误，害人等于害自己。

       三、做过记者的律师所主任被我打败。

　　由河南电视台主管主办的《东方今报》是全国广电系统唯一都市报、中国十大传播力都市报、中国品牌创新力十强都市报、河南城市发行第一报。

　　该报为什么“敬酒不吃吃罚酒”?这个罚酒最终又是如何吃的?这个大陆官办媒体被港媒负责人起诉败诉的案件，且听我们慢慢道来。

　　时光回溯到2019年7月，我发现《东方今报》2017年7月刊发了一篇理论性文章，里面引用已经在南京几次败诉，后来经过法院“一揽子”调解完毕所有官司的王某文章，其中提到了我，俱是不实之词。

　　当月21日，我给其官方微信后台留言，提出要求他们删除不是文章等希望。不知何因，该报置之不理。

　　一转眼，到了2020年1月。当月23日，我给前两天加上微信的该报女员工杜某留言，提出了同样的要求，没想到，该报微信公众号公开其号码为对外合作号的该女，也是一言不发。

　　锲而不舍是我们的工作精神。当年5月17日，我又拨通其热线电话反映此事，一个小女孩称“会告诉领导”。

　　不一会，一个也在我曾供职过的《南京晨报》干活过的袁某来电，了解了情况后，说会汇报上级。此外，我离开后他进报社的他，还疑似好为人师地说了一些我很不喜欢的话，都被我硬硬软软地怼了回去。

　　此后，问他结果，他也不回复了。我当月23日零点左右，给他发了最后一句话：你们就等传票吧。

　　给他们3次机会，都是貌似很牛逼的态度。我不知道，这是一家多么厉害的报社。

　　当月25日，我前往南京市钟山公证处，陈健公证员等人给我做了证据保全;

　　6月9日，南京市江宁区人民法院受理本人诉讼河南电视台和《东方今报》名誉权纠纷案;

　　起诉之后，该报提起了管辖权异议，要求案件移送到郑州审理，被江宁区法院和南京市中院全部驳回。

　　躲得过初一，躲不过十五。程序玩完了，实体得审理。

　　该案由江宁区法院汤山法庭乔华庭长审理，对方代理律师是曾经做过记者的河南某律师所主任，我没有找律师，就是实战检验一样自己的法律水准。

　　一开始，法官问能否调解，我决定看对方态度再说。

　　但是对方律师大意为“我们的文章没有失实，客观公正”的大言不惭，深深激怒了我，我立即告诉法官：不调节，判决!

　　在庭审过程中，被告振振有词，原告步步紧逼。空穴来风，终是镜花水月。

　　庭审结束，一直尚算比较友好的该报舆情研究中心何总监邀我去吃饭，被我婉言谢绝了。

　　阳历新年前的2020年11月27日，法院下发判决书：报社败诉，我胜诉。一时间，在海内外媒体圈引起广泛关注。

     这，就是“抬你上轿不上轿”的故事。你我他，皆应该从中体悟到点待人处世不要欺人太甚的道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