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民生播报网讯：2002年1月28日贵州省水城县人民法院作出了案号为【2002】水行初字第01号的判决，判决撤销水城县地质矿产局1999年元月26日颁发的黔矿采证字(水城)第298号采矿许可证。2005年8月23日贵州省高级人民法院作出了(2005)黔高行再终字第1号维持一审判决的裁定。然而，至今无论当事人如何求爹爹拜奶奶，县政府官员就是四处推诿，八方卸责。十六年过去了，当事人跑断了双腿，弄得倾家荡产也不能让生效判决落地生根。

矿产局暗箱操作——以羊易牛

　　根据法庭调查，1997年10月16日，当事人牛公明以个人名义申请在水城县蟠龙乡皂角沟开办个体煤矿。该申请于1997年10月17日经蟠龙乡人民政府审批同意，1997年10月22日经蟠龙乡煤管站审批同意办矿，又于1998年3月5日经水城县煤炭工业局审批同意申办，1998年3月10日经水城县环境保护局同意建矿。牛公明将前期完备的申请材料交到水城县地质矿产局申请办证，只等领证。但由于当时上面政策，暂停办证，当事人牛公明一直在等待办证结果。

　　牛公明面对记者，老泪纵横：“真是天有不测风云，在我万事俱备只欠东风的情况下，1999年1月26日白友才持伪造的转让协议书(已经司法鉴定属不是我本人签名)到水城县地质矿产局，在我原提交办证的“申请报告”和“贵州省申请采矿权登记表”上将申请人的名字换成白友才。水城县地质矿产局未作审查也未告知我的情况下就向白友才颁发了黔矿采证字(水城)第298号采矿许可证，讽刺的是，这些申办采矿许可证的费用却是我出的，这严重损害了我的权益。在白友才冒名顶替我申办手续期间(99年初)，我和我妹夫杨光耀还傻呼呼地投入300多万元进行升级改造，购买了大量的机械设备，三台绞车就100多万元，建了十六七间生产用房，光赔偿附近村民七栋房屋就花了35万元。让我们想不到的是，白友才顶替我办的采矿许可证1999年1月26日就下来了，但他并没有急于入驻，而是等我们在政府同意下投入建矿，初具规模时，县煤炭局、蟠龙乡政府、蟠龙乡煤管站组成联合执法队于2001年11月30日突然闯入矿区，以非法开采为由没收设备，查封矿区。让我们惊讶的是，时过不久，白友才即携1999年1月26日办的采矿许可证入驻了我们的查封地，成了皂角沟煤矿新主人。幕后人设计的这个“精密”的局，至今思来，令人恐惧。”

　　杨光耀不停地叹着气：“在法院作出维护本人权益的判决十多年来，至今不予纠正，实在让人绝望。其实，明眼人都知道，采矿许可证的审核是非常严格的，没有权力领导的暗箱操作，没有内幕交易，他白友才是无论如何也办不出证来的。”

　　令人蹊跷的是，白友才从未向水城县地质矿产局提出过采矿权申请，水城县地质矿产局也从未收到过白友才申请办理采矿许可证的申请资料和相关审批机关的审批手续，矿产局竟胆敢暗度陈仓，以羊易牛，在牛公明完善的申请材料上一勾一划就成白友才的了。在法院判决矿产局颁发给白友才的采矿许可证无效后，十多年来水城县人民政府拒绝纠错，公然向法律叫板，不能不令人胆寒。

借整改转让煤矿——金蝉脱壳

　　2009年，贵州省煤矿市场整改。白友才及其幕后人认为机会来了。因为牛公明、杨光耀一直追着讨要煤矿，白友才及其幕后人担心东窗事发，幕后人担心自己和暗箱操作的人翻船，那就得不偿失了，现在煤炭市场资源正在整合，正是千载难逢的好时机。

　　据知情人透露，当初蟠龙煤业集团并没有收购白友才的皂角沟煤矿的计划。然而，在幕后人悉心运作下，皂角沟煤矿顺利入围，并作价5000万元，占有整个集团的25%的股份。幕后人深知，皂角沟煤矿虽然已经整合给蟠龙煤业集团，但白友才所持有的蟠龙煤业25%的股份终究是块烫手山芋，因为皂角沟煤矿实际持有人牛公明、杨光耀一直在贵阳和北京的上访路上，得想办法尽快脱身。于是便有了白友才被债主讨债的传闻......蟠龙集团受不了白友才的软磨硬泡，再有幕后人的公关，于是便同意白友才退股还债。

　　知情人士告诉记者，因为牛公明、杨光耀一直在上访，所以集团领导也留了一手，只同意拿出4000万帮白友才“还债”，还有1000万待其跟牛公明、杨光耀关系协调好再行处置。白友才及其幕后人觉得在蟠龙集团的股份反正是“空手套白狼”所得的意外之财，能够“套现”4000万实也是求之不得，于是便同意了集团的“退股方案”。于是白友才和幕后人顺利从蟠龙集团拿走4000万元“还债款”，成功胜利大逃亡......

上访路山高水险——长路漫漫

　　2001年开始，牛公明、杨光耀俩人便走水了漫漫上访路，也不知走了多少路，跨过多少家单位门槛，磨破了多少双鞋，面对记者的到访，两位老人只顾掩面而泣......

　　2002年，水城县人民法院第一分判决下来，俩老人似乎看到了希望。但是，俩老人忽视了白友才幕后人在水城县的能量。俩老人天真地以为拿到了法院判决书就等于拿到了尚方宝剑，于是便拿着判决书到法院要求执行，到政府职能部门请求履行。然而，俩老人看到的是一张张冷冰冰的脸和嘲讽的笑意。没有办法，俩老人只好去北京求救。

　　牛公明老人告诉记者：“在国家信访局，我们见到了热情的接待人员，接待人员告诉我们，你们去最高人民法院就可以。到了最高人民法院信访办，工作人员也很热情，他们说你们的材料我们收下，我们一定帮你们转给当地政府，你们回家等通知就行。然而，这一等就是十六年啊，这一等就让我们等得倾家荡产啊。”牛公明老人的一通话，让一旁的杨光耀老人嚎啕大哭，个中的委屈可能只有当事人能够体会。

　　过了很久，杨光耀老人才缓过神来，哽咽着说：“2002年7月，二审判决书下来我们走遍了水城县的职能部门，还是没人理，没人搭。我们只好再赴北京，这次我们去了全国人大信访室，然而回答跟上次一样，还是让我们回家等。这不一等就等到现在嘛?2005年8月份高院判决下来，我们回水城县求爷爷拜奶奶，可就是没人理咱啊。没办法，我们只能再次去北京了。由于实在拿不出俩人的火车票钱，这次只好我一个人去北京了，但结果和前两次一样，就是让回家等。不瞒两位老弟，为了省一张火车票钱，我在北京十多天只能白天啃馒头，晚上蹲桥洞呀。”

　　在两位老人面前，记者实在无语，只是体味到了并不是岁月带给了他们的沧桑，而是水城县政府的傲慢及蔑视法律给两个家庭制造的不公和灾难......

　　记者实在为两位老人做不了什么，只能以此文来呼吁更多的人来关心、同情他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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